“采菊”是中国农耕社会第四幅文化表情，是最有士群心灵温度的画面。

  中国是菊的发祥地，农耕文明的原野上菊香飘逸。3000多年前，中国就开始了栽培菊花的历史，战国时《周官》等典籍中已有记载，《礼记月令》则有“鸿雁来宾……鞠有黄华”的话。北宋刘蒙在公元1104年，撰写了中国最早的菊花专著《刘氏菊谱》。菊由中国传入世界各国后，全球才有了菊花的芬芳。

  菊在中国，不仅是自然物事，更是文化图标。菊素有“花中君子”“花中隐士”的清誉，从屈原的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到白居易的“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”，到朱总司令“且聆和平共处日，愿将菊酒解前仇”，各个时代菊之物语多矣，但这个“图标”的注册者，是东晋陶渊明。

   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
陶渊明淡淡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使采菊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动作。在陶氏田园里，采菊的文化含义，不仅是自然风光，更是物我两忘的心灵安详和闲澹的生活趣味。苏轼评论说：“采菊之次，偶然见山，初不用意，而境与意会……”陶渊明任彭泽县令，“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”，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隐归故园。

  一千五百年来，采菊的精神含义，采菊的心灵美学，一直在传递给我们。

  农耕社会田畴辽阔，但才学之士的用武之地并不总是一马平川。《易经》说,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，士人高卧林泉，遁迹大自然，壤父击壤、嵇康打铁、严光泛舟、邵雍治易、老子出关、李密陈情、陶潜采菊……历朝历代，上演过无数从容的、悲怆的，飘逸的、离落的隐逸悲喜剧。
隐逸文化源远流长。而菊花的芬芳，从东晋陶渊明的东篱，飘过唐宋元明清，飘到今天我们的案头。

  唐人贾岛《寻隐者不遇》说：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“采药”与“采菊”，异曲同工，透出的是同样的空灵恬淡。孔子认为，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”，隐逸是“入世”与“出世”、“兼济天下”与“独善其身”、豪情与悲情的一个平衡机制，是身心安放的一种方法，更是先贤们“以脚投票”的一种方式。心息世尘，淡漠社会责任，有消极事功的一面，但正如《南史隐逸》所言：“夫独往之人，皆禀偏介之性，不能摧志屈道，借誉期通。若使夫遇见信之主……岂其放情江海，取逸丘樊？”好在那时，有旷阔翠微可让人访山问水，可以保持一介品性的原真。中国学人向以有学问、责任、道义问世，唐宋尤健，只是近世以来利禄缠身，碌碌不能拔矣。

  隐逸是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。隐逸各有各的原由，但最高境界，是心灵的禅远，是自然主义的哲学思辨。历史上真正的大隐，都是世事洞明、超然世俗而又回归世俗的人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，“闲来几句渔樵话，困了一枕葫芦架”，是地道的普通人，不同的，是社会中人陷于功名利禄，为其苦为其累，隐逸者则不求闻达于诸侯，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，更不屑为那点利禄卷曲人性。

  有时，隐逸者发出一点声音，不过是心智的游戏罢了；发散一些所谓思想，不过是春日红杏，不意出墙而已。对他们来说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，有时连“笑谈”也多余，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  问题还在于，称得上大隐者，“皆用宇宙而成心，借风云以为气”，不仅淡泊宁静，更怀经纬韬略。历史上举凡世事沧桑的年代，许多“扶苍生，济天下”的大智慧，都来自社会八方。那些大智慧家、大战略家，那些运筹帷幄的高手，都是市井人物。其实无论哪种社会形态，都天外有天，存在大量草根智慧。

  隐逸的真谛，不是身隐，而是心隐。真正的大彻大悟之人，哪里不是安身处所？所谓“小隐隐陵薮，大隐隐朝市”，真的隐者，何须躲进深山老林，这正如真正读书的人，毋需搞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一样。他们不用寻觅山水，他们胸中自有山水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沧海好烟月，门系钓鱼船，只要心香一瓣，无论南山，南阳、南平，抑或南美、南非，都可采菊。

  菊很普通，但它透出的“深丛隐孤芳”的清远，成为士人心志的一个意象。陶渊明说，“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”，苏轼说，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”，南宋郑思肖说，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……词林处处，哪里没有菊的风流标格？ 　　　

  隐逸文化是农耕文明原野上一抹绯红的晚霞，一从陶令评章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沧海桑田，菊芳依旧，只是采菊者的背影，连同菊酒禅意和山水精神，已漫不可寻。 　　
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推荐者：许国卫)